秋收起義受挫后,認為攻占長沙已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果斷決定退兵湖南省瀏陽的文家市。他在里仁學堂召開前委會議,會上經過激烈過論,結果的正確意見得到多數前委委員的贊同,決定放棄“會攻長沙定計劃,“向萍鄉退卻”,然后退往湘南。

此時,并沒有明確的落腳點。文家市會議后起義軍沿相邊界南下。在攻下蓮花縣時,起義前由瀏陽縣委派往南昌向中共江西省委請示未能趕上參加南昌起義的瀏陽農軍今后行動的宋伍窮,返回后在蓮花聯系上了工農革合軍,把汪澤的一封信呈給。信上說”寧縣有我們的武裝,有幾十條槍”。綜合考慮了蓮花黨組織負責人朱亦岳等對井岡山的介紹,遂決定再放棄退往湘南,改向井岡山進發。

“吃飯太難”是大的問題。剛開始千余人的糧食還好辦,等到1928年4月底朱毛會師后,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萬余人的隊伍,人要吃馬要喂,而井岡山東西南北方圓“共計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那用什么辦法解決呢?初的辦法很簡單,就是打土豪,因為打土豪既可以掃除革命的障礙,又可以鼓動農民起來革命。但土豪的存糧和資財也是有一個積累周期的,不能今天打完,隔兩三天再來一遍。很快認識到打土豪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爭取廣大農民的支持。但要取得農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實證明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當然是解決農民關心的問題,那就是土地問題。邊界各縣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分田運動,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這樣,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就立住了腳。同時,寧岡等縣的基層黨組織也逐步恢復,并且相應建立了工農蘇維埃政權。分田后的農民怕再次失去土地,這就需要紅軍的武裝保護,由此支前擁軍成了農民的自覺行動,紅軍的基本生存問題也就迎刃而解。隨后逐步形成了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工農武裝割據“局面。

經過一年多的實踐,對如何革命有了初步的認識,及時作了理論總結,于1928年10月、11月先后寫成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重要著作。他從國情出發揭示了紅色政權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制定了紅軍和紅色政權發展的一系列行之的政策,為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磁?？梢哉f,這時已經看到”工農武裝割據”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一個有途徑,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政權的取得”但是客觀地講,這時的認識僅是戰術層面的思考,還沒有上升到戰略層面的統籌考慮,革命新路尚需在實踐中繼續探索。然而,這種探索遇到了許多困難,一是沒有現成的經驗,二是有共產城市中心論的束縛,三是不時受到中央錯誤方針的干擾。

率部剛上井岡山不久,1927年11月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無端指責的秋收起義“變成了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并開除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的職務。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到了井岡山,貫徹執行臨時中央政治局上述會議的決議,指責以為書記的前委“工作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追他們革命”的政策。更為嚴重的是,他還將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

議錯傳為“開除黨籍”。當然,這個性質嚴重的錯傳很快就糾正過來了。

隨著各地工農武裝割據篷勃發展,中央對割據農村和奪取城市的關系的認識也有了進展,提出在一省的局部地區割據農村,進而包圍奪取城市。1928年6月4日中央在給、并前委的信中說,“從廣州暴動中,我們更得到許多重要的教訓:……認識了在總暴動之先,要有幾個重要的中心區域的割據,而向的中心區域作包圍的發展,如此總暴動才有勝利的可能”。這個思想已經接近農村包圍城市道路了,但這個正確的認識在六大召開后就改變了,中央把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

1929年初、率領紅四軍轉戰南后,由于一時沒有根據地為依托,斗爭環境更加險惡部隊中出現了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比如單純軍事觀點,餐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等等。恰在這時,這年2月7日中央素信,提出“武裝力量散入各鄉村”開展游擊戰爭,并要“朱毛兩同志離開部具”,說這“更利便于部隊分編計劃的進行”。中央“二月來信“使軍中有流寇思的人但平找到了根:單6位月句開的完的第七次代表長會,的前委書記被適種,年的七大當為委書記的受前要委托到中央匯報工作,當了解了紅四軍真實情況后,在同思來的主持下,中央于9月28日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九月來信”),肯定了晨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并明確“毛同志仍為前委書記”。12月,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召開。會議著重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在中國的國情下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提出要著重從思想上建黨,同時從組織上建設,主張通過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想想使農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無產階級化。二是如何建軍,強調黨對紅軍的對,并規定了正確處理軍內外關系的一些基本原則。這兩個關鍵問題的解決,使得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奪取政權,有了的。在會上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當感覺到以根據地為依托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已不再是一個戰術問題,而是一個帶有戰略性的性問題,即道路問題的時候,一種悲觀情緒在全軍蔓延。其代表是時任縱隊司令員林彪帶有悲觀情緒的元日賀信古田會議一星期后,即1930年1月5日,給林彪回復了一封信,借著批評林彪以闡述自己的主張。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編入毛選時應林彪的請求,刪除了對林彪個人的一些批評內容。在文中指出,“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他反對“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主張應該采取“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強調只有堅持農村根據地斗爭,“才能樹立革命群眾的信仰”,“才能真正地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①?？梢?實際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鄉村,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發展

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政權的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思路。也就是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